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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红旗机械厂是男人的王国，那片天地里充斥着钢铁的硬、机油的烈和汗水的咸；那么，一墙之隔的市第一纺织厂，便是一个属于女人的世界。但这世界，没有想象中的柔情似水，它被另一种更为尖利、更为绵密、也更为磨人的东西所统治——噪音。
震耳欲聋。
这是任何一个初次踏入纺织车间的人，唯一能想到的词。成百上千台织布机，像一群开足了马力的钢铁巨兽，并排嘶吼。木制的梭子在经纬线间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来回穿梭，发出“咔嗒、咔嗒、咔嗒”的密集撞击声，这声音被放大了千百倍，汇聚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音浪之墙，拍打着车间里的每一个人，钻进她们的耳朵，震动她们的胸腔，仿佛连五脏六腑都在随之共振。
在这样的一片喧嚣的海洋里，说话是一种奢侈。工人们的交流，大多靠喊，靠手势，靠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眼神。时间久了，每个人的嗓门都变得粗大，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仿佛不这样，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
李桂花就在这片海洋里，游弋了二十年。
她像一条最适应水性的鱼。当别的女工被噪音折磨得眉心紧锁、神情麻木时，她的脸上，却总是带着一种奇异的、鲜活的神采。她站在自己的那台“丰田”牌织布机前，身形随着机器的节奏微微晃动，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地扫视着上千根绷得笔首的纱线。一旦哪根线“啪”地断掉，她的手会比脑子更快地反应过来，以一种近乎本能的麻利，捻线，打结，续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得像一个魔术。
她那双在碱水和棉絮中浸泡多年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粗糙，但手指却异常灵活。那双手，能在纷繁如蛛网的纱线中，准确无误地找到那根断头；能在儿子发烧时，熬出温度刚刚好的姜汤；能在一块钱一斤的白菜和一块零五分一斤的白菜之间，毫不犹豫地算出哪个更划算。这是一双被生活磨砺得无比强大的手。
“哈哈哈哈——！”
一阵清脆爽朗的笑声，像一道闪电，硬生生地劈开了这混沌的噪音。笑声的主人正是李桂花。她旁边的工友王大姐，因为一个操作失误，让布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疵点，正急得满脸通红，懊恼地捶着机器。
李桂花扯着嗓子，凑到她耳边喊：“瞅你那损出儿！跟机器较啥劲！还能吃了你咋地！”她从兜里摸出一块水果糖，剥开糖纸，闪电般塞进王大姐的嘴里，“甜甜嘴！去去火！这破布，疵了就疵了，还能扣咱多少钱？大不了，晚上让你家老张多炒个鸡蛋补回来！”
王大姐嘴里含着糖，那股甜意顺着舌根蔓延开，心里的火气竟真的消了大半。她看着李桂花那张笑得毫无心机的脸，也忍不住咧开了嘴，用拳头轻轻捶了她一下。
这就是李桂花。她就像是这沉闷、压抑的车间里，一株向阳而生的葵花。她的乐观，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一种身处泥沼却偏要仰望星辰的、强悍的生命力。她的笑声，是她对抗这操蛋生活的武器。
中午十二点，下班的电铃声终于用一种更为尖锐的频率，短暂地压倒了机器的轰鸣。女工们如释重负，纷纷关掉机器。世界在一瞬间安静下来，那种突如其来的静，让人的耳朵嗡嗡作响，一时竟有些不适应。
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拿出各自带来的午饭。车间里没有食堂，只有一个角落里放着几张长条桌，大多数人就蹲在自己的机器旁，或者找个干净的地面坐下。饭盒大多是铝制的，里面装着前一天的剩菜，或是简单的咸菜、馒头。
李桂花从布兜里掏出她的饭盒，里面是白米饭，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炒土豆丝，还卧着一个金灿灿的荷包蛋。这在当时的女工午餐里，算得上是相当丰盛了。
“哎哟，桂花，又给你家‘状元郎’开小灶，自个儿顺道打牙祭啦？”一个叫小芹的年轻女工凑过来，探头探脑地，眼睛里满是羡慕。
李桂花夹起那个荷包蛋，毫不犹豫地放进小芹的饭盒里，又是一阵大笑：“啥状元郎！就是个讨债鬼！吃！吃穷他老娘我才好！你个小丫头片子，正长身体呢，不多吃点，以后找对象，人家都嫌你没二两肉！”
小芹喜滋滋地吃着荷包蛋，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桂花姐，你对你家小虎可真好。我妈说了，男孩子，就得穷养，不然以后没出息。”
李桂花扒拉了一大口饭，嚼得喷香。她咽下去，才擦了擦嘴，脸色难得地正经了一些。她说：“话是那么说，理儿也是那个理儿。可咱当妈的，心里能一样吗？他爹走得早，我亏欠他的。别人家孩子有的，我不能让他眼巴巴瞅着。再说，现在这世道，不读书，以后能有啥出路？还不是跟他妈一样，在这破厂子里，挣这点辛苦钱，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她的话，让周围的气氛一下子沉静下来。女人们都沉默了，各自吃着饭，心里却都泛起了各自的愁滋味。
是啊，厂子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曾经，纺织厂的女工，是让人羡慕的职业。有稳定的工资，有福利，说出去体面。可现在，布越来越难卖，仓库堆得满满当得，奖金早没了，有时候连工资都得拖上半个月。关于厂子要“改革”、“减员”的流言，就像车间里的棉絮，无声无息，却无孔不入，钻进每个人的心里，让人心慌。
王大姐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我听俺家那口子说，他们红旗机械厂那边，风声更紧。说市里都下来文件了，要动真格的了。”
另一个女工接茬道：“可不是嘛！我二姑爷就在厂办，说头一批‘下岗’的名单都快拟好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干了一辈子，突然就不要你了，这不跟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下岗”这个词，像一块冰，扔进了这群女人的心里。她们的脸上，浮现出共通的迷茫与恐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走出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她们的青春、她们的社交、她们对世界的全部认知，都和这座工厂捆绑在一起。离开这里，她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要怎么活。
一片愁云惨雾中，李桂花的笑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瞅瞅你们一个个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她把饭盒吃得干干净净，用袖子一抹嘴，站起身来，像个指点江山的女将军，“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儿顶着呢！就算真让咱下岗了，咋的？是世界末日啦？人是活的，尿还能让憋死？政府总得给条活路吧！”
她顿了顿，环视着众人，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精明和强韧：“再说了，离了这厂子，就没饭吃了？我跟你们说，前两天我去市场，看见卖煎饼果子的那个摊儿，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我站那儿瞅了半个钟头，心里默数着，他至少卖出去三十个！一个一块五，半个钟头就是西十五块钱！一天下来，那得多少？比咱们厂长挣得都多！”
她的话，像是在一间密不透风的黑屋子里，猛地推开了一扇窗。女人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惊奇、怀疑，也有一丝被点亮的光。
“那……那多丢人啊。”小芹怯生生地说，“站大街上，风吹日晒的，还不够让人笑话的。”
“丢人？”李桂花又笑了，这次的笑声里，带了点不屑和沧桑，“丫头，你记住姐的话。啥叫丢人？兜里没钱，孩子生病拿不出医药费，那才叫丢人！脸面值几个钱？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穿？我跟你说，就说你王大姐家那位，红旗厂的王清明，那可是个人物，技术骨干，车间主任，多体面？可我听说啊，他们厂里那些老顽固，像他那个老师傅，叫啥……张德富的，手艺好得没话说，可那臭脾气，那死要面子的劲儿，宁可在家喝西北风，也拉不下脸去干点别的。你说，这手艺，这面子，最后能换来啥？还不是得眼睁睁看着日子越过越难。”
她这番话，信息量极大，有对现实的精准洞察，有对未来的大胆揣测，更有对不同人生态度的鲜明评判。她无意中提到了王清明，提到了那个固执的老钳工张德富，为这个时代下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
李桂花的这番“高谈阔论”，让压抑的空气重新流动起来。女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桂花说得有理，有的还是觉得抛头露面不妥当。但无论如何，那份纯粹的绝望，似乎被冲淡了不少。至少，李桂花给她们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虽然卑微、辛苦，却充满生机的可能性。
她自己，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己。她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噼啪作响了。儿子小虎明年就要上初中了，花销更大。光靠厂里这点死工资，根本不够。她早就盘算着，等周末，就去批发市场看看，倒腾点袜子、手套之类的小东西，先在夜市上试试水。她不信，凭自己这双手，这张嘴，这颗不怕苦不怕累的心，还就真能让日子给憋死。
丈夫走的时候，天都塌了。她一个女人，愣是哭了两天两夜，把眼泪哭干了，然后爬起来，把塌下来的天，一块一块，自己给重新撑了起来。跟那比起来，下岗，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换个地方，接着撑罢了。
下午，上班的电铃再次响起。女人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投身于那片喧嚣的海洋。李桂花哼着不知名的小调，那调子被噪音撕扯得支离破碎，但她自己听得见。她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中午的讨论而变得沉重，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兴奋。对她而言，危机，从来都意味着转机。
临近下班的时候，她眼尖，瞥见车间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探头探脑地往里望。那人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蓝色的确良外套，脸上带着一丝与这环境格格不入的犹豫和文静。
是苏慧琴。
李桂花心里一动。她知道慧琴的性子，温婉、内秀，凡事都搁在心里。若不是真有解不开的疙瘩，是绝不会主动跑到这乱糟糟的地方来找她的。
她跟旁边的王大姐打了个手势，示意她帮忙照看一下机器，然后快步走了过去。
“慧琴！你咋来了？”李桂花的大嗓门在苏慧琴耳边炸开，带着一股热乎乎的、让人无法抗拒的亲近。
苏慧琴被她吓了一跳，随即脸上露出一个温和而略带疲惫的笑容。“桂花，我……我路过，顺便来看看你。”
李桂花一把抓住她的手，不由分说地把她往车间外拉。“走走走！这地方不是人待的！有啥话，咱出去说！”她的手，温暖而粗糙，握着苏慧琴那微凉而细腻的手，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两人走到车间外的一片小空地上，夕阳的余晖正懒洋洋地洒下来。脱离了那片噪音的海洋，世界瞬间变得无比安宁。苏慧琴长长地舒了口气，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
李桂花看着她，那双精明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心。“说吧，妹子。是不是家里清明，让你不省心了？”
一句话，就戳中了苏慧琴的心事。她的眼圈，毫无预兆地，就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