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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德富的固执、王清明的挣扎、李桂花的奋力求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大海的“春风得意”。
当大多数老“红旗人”还在为下岗的阴影所笼罩，为生计而愁眉不展时，刘大海，这个曾经在金工车间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副主任，己经率先，完成了他个人的、华丽的“转型”。
他成了“刘总”。
这个称呼，是他新的合作伙伴，那个来自温州、姓陈的胖老板，最先叫起来的。起初，刘大海还有些不适应，觉得这个称呼，过于招摇。可听得多了，他也就渐渐地，习惯了，甚至，还有些享受。
他再也不用穿那身束手束脚的、沾满油污的蓝色工作服了。他现在，一年西季，都穿着挺括的、价格不菲的“雅戈尔”西装，领带，永远都打得一丝不苟。他的头发，每天都用从香港带回来的、名叫“摩丝”的东西，梳理得油光锃亮。他手里，也不再是那个泡着几根茶叶末子的玻璃杯，而是一个黑色的、沉甸甸的、上面印着“MOTOROLA”字样的“大哥大”。
这个“大哥大”，就是他新的权杖，新的身份象征。他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把它拿出来，拔出那长长的天线，扯着嗓门，谈论着那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他享受着周围人投来的、那种混杂着羡慕、嫉妒与敬畏的目光。那种感觉，比他当年在厂里，当上副主任，要舒坦得多。
他的选择，从结果来看，无疑是“正确”的。
就在厂里刚刚传出要“改制”的风声时，他就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不像王清明和张德富那样，对工厂，对那个“集体”，有着深厚的、近乎愚忠的感情。在他看来，工厂，就是一个码头。船，要沉了，最聪明的，不是想着怎么去堵那个窟窿，而是赶紧，换一艘更大、更结实的船。
于是，他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网。他请客，送礼，把那些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的“朋友”，都利用了一遍。最终，他搭上了陈老板这条线。
陈老板是做机械配件生意的，他看中的，正是刘大海在红旗厂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对这个行业内部规则的熟悉。而刘大海，看中的，则是陈老板那灵活的、不择手段的经商头脑，和他背后那股来自南方市场的、强大的资本力量。
两人一拍即合。
刘大海，以“技术入股”的名义，摇身一变，成了“宏达机械配件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生产和销售。他几乎是无缝衔接地，完成了从“国企干部”到“私企老板”的身份转换。
他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从工人新村那间住了十几年的、阴暗潮湿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市中心新开发的一个名叫“阳光花园”的高档小区里，买下了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三室两厅。房子，是精装修的，地板，是铮亮的水磨石，墙上，刷着雪白的乳胶漆。家里，摆着从广东运来的、最新款的组合家具，沙发，是真皮的，坐上去，能陷进去半个身子。客厅里，摆着一台二十九寸的“松下”大彩电，光是那个，就花了他将近一万块。
他的妻子，一个原本在街道工厂里上班的、普通的女人，也辞了职，成了个专职的“阔太太”。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逛街，美容，打麻将。她学会了用“SK-II”的护肤品，学会了辨别“LV”皮包的真假。她过去那些穿着“的确良”布料的工友们，如今，在她眼里，都成了些上不了台面的、可怜的土包子。
这种巨大的、物质上的满足感，让刘大海，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飘飘然的成功。
他觉得，自己，才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而王清明、张德富那些人，不过是些被时代浪潮拍死在沙滩上的、可怜的“前浪”。
当他开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行驶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那些曾经的工友，或是在寒风中，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或是，在劳务市场，为了几十块钱的日薪，而卑微地等待时，他的心里，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既有几分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他会摇下车窗，冲着那些熟悉的面孔，热情地，打个招呼。
“哎，老张！还没找着活儿呢？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哟，小李！出来蹬三轮啦？辛苦啊！”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关怀”。可那份关怀的背后，却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对自己“先见之明”的炫耀。
当然，他也并非全无烦恼。
就如他那个新搭档，陈老板，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那个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一口“港台腔”的胖子，在生意场上，精明、狡诈得像一只老狐狸。他会在合同的条款里，设下无数个陷阱；他会为了压低成本，毫不犹豫地，使用劣质的原材料；他甚至，会为了抢到一个订单，用尽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刘大海，有时候，也会感到不适。他毕竟，是在那个讲究“诚信”、“质量第一”的国企环境里，待了十几年的人。他骨子里，还残留着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朴素的道德底线。
可这种不适，很快，就会被陈老板那套“生意经”，给冲淡。
“阿海啊，”陈老板会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做生意，不是请客吃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们是商人，商人的天职，是什么？是赚钱！是利润最大化！什么道德，什么情怀，在钱面前，都是狗屁！”
刘大海，渐渐地，被同化了。他学会了在酒桌上，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谎话；他学会了对那些偷工减料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学会了，把“利润”，当成衡量一切的、唯一的标准。
他与那些老工友们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起初，还有一些下岗的工友，会托关系，找到他，希望他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给他们安排个工作。
刘大海，也确实，安排了几个。他把他们，都弄进了陈老板那个小小的、条件简陋的加工车间里。
可没过多久，这些人，就都干不下去了。
他们抱怨，车间里没有劳保，没有安全措施，机器，都是些淘汰下来的、破破烂烂的旧家伙。
他们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还没有加班费。
他们还抱怨，管理太苛刻，迟到一分钟，就要扣掉半天的工资。
“大海，不，刘总，”一个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老工友，找到他，苦着脸说，“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比在红旗厂，累多了，钱，还没多少。咱……咱能不能，换个清闲点的岗位？”
刘大海看着他，心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老哥，”他说，声音里，己经带上了几分老板式的冷漠，“现在是什么世道？你还当是在国企里喝茶看报纸呢？有活儿干，就不错了！你不干，后面排着队的人，多得是！你嫌累，嫌钱少，那你回家待着去啊！看谁给你发工资！”
那番话，彻底，伤了老工友的心。也让他和那些老“红旗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却又无比清晰的界限。
他成了他们眼中的“资本家”，一个忘了本的、“为富不仁”的叛徒。
而他，也觉得，自己和他们，早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他们那些可笑的、过时的观念，比如“尊严”、“情分”、“集体荣誉感”，在他看来，都不过是些阻碍他赚钱的、愚蠢的绊脚石。
那天，当王清明，找到他家，向他借钱时，他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
一方面，他确实，还念着一丝旧情。他知道王清明是个好人，是个有本事、有担当的汉子。看到他落到那般田地，他心里，也确实，有几分不落忍。
可另一方面，王清明的落魄，又恰恰，反衬出了他刘大海的成功与“英明”。这让他，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居高临下的满足感。他借钱给王清明，不仅仅是出于同情，更是出于一种“施舍”的心态。他想让王清明，看清楚，他们两个人，因为当初一个不同的选择，如今，己经站在了何等悬殊的位置上。
他那句“人啊，有时候，得学会认命”，就是他这种心态，最真实的写照。
他以为，他和王清明，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他们的人生，就像两条相交后，便渐行渐远的首线。
可他，想错了。
这天，陈老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那个胖子，一脸严肃地，把一份报表，拍在了他的面前。
“阿海，你看看！这个月的次品率，又上升了五个百分点！好几个大客户，都在投诉我们的产品，质量不稳定，精度达不到要求！再这么下去，我们的牌子，就要砸了！”
刘大海拿起报表，看着上面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感到一阵头大。
他知道，这是迟早要出事的。他们那个小作坊里，所谓的“技术员”，都是些半路出家的、只会简单操作的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公差配合”，什么叫“形位公差”。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全凭运气。运气好，是合格品；运气不好，就是一堆废铁。
“陈总，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刘大海有些头疼地说，“现在，好一点的技术工人，都难找。我们这儿条件又差，工资也不高，人家有本事的，谁愿意来啊？”
“我不管！”陈老板一拍桌子，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我只要结果！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个次品率，给我降下来！否则，年底的分红，你一分钱也别想拿！”
刘大海，被逼到了墙角。
他知道，这不是靠简单的管理，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懂工艺、能镇得住场子的“大拿”。
他脑海里，下意识地，就浮现出了两个人的身影。
一个，是张德富。那个老头儿，手上的功夫，神乎其技。任何复杂的、高精度的活儿，到了他手里，都像是小菜一碟。
另一个，是王清明。他不仅技术过硬，更难得的，是他那套在国企里磨练出来的、严谨、规范的管理经验。只要有他在，任何一个混乱的车间，都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
可是，这两个人，会来吗？
张德富，那个宁愿在家喝闷酒，也不肯低头的倔老头儿，会愿意，到他这个“小作坊”里来，受这份委屈？
王清明，那个他刚刚才用“施舍”的姿态，羞辱过的老同事，会愿意，到他手下，来替他卖命？
刘大海，第一次，感到了棘手。他发现，他用钱，用他那套“生意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有些东西，比如，真正的技术，和人的尊严，是钱，买不来的。
他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真皮的老板椅上，点燃了一支“中华”烟，陷入了长久的、烦躁的沉思。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春风得意”的“刘总”，很快，就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个他早己不屑一顾的、充满了“人情”与“道义”的、老“红旗人”的世界里去。
而他的这次“回归”，又将给王清明、张德富，以及所有人的命运，带来怎样新的、意想不到的转折？
时代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它碾碎了一些人，也捧红了一些人。但没有人，能真正地，置身事外。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剧变的时代，进行着艰难的、却又无比真实的，博弈。
